沙孟海的一件文稿墨迹解析？
在２０世纪中国书坛上，沙孟海堪称是位大家。他在书法、篆刻创作上有着精深的造诣和独特的风貌。又于古典文字、书学、印学、古文字、金石、考古学也均有精到的研究，并多有创见，在当代学林艺苑中有着极大的影响。
在此披露一件沙孟海先生的文稿墨迹，借此来谈一下有关沙孟海早年治学，习艺师承方面的情况，以反映他“尊师重道，为人师表”的大家风范。
沙孟海（１９００－１９９２）原名文若，浙江鄞县人。早年从冯君木学习古典文学，从吴昌硕学习书法、篆刻，曾亲炙于赵叔孺。又兼治古文字，金石学等。由于他好学不倦，转益多师，故交游颇广。这从他晚年自述《书学师承交游姓氏》中即可见得。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慈溪冯君木、干干，亲炙，我的本师，一直指导我学习”。然而，冯君木并非以书法名世，而沙因何将他赫然列述其中？对此，即可通过下面谈到的一件文稿墨迹来反映。
这件文稿墨迹名为《冯先生行状》（以下简称《冯状》）为１９３１年冯君木病逝后，沙于１９３３年为其师作的生平事略。
冯君木（１８７３——１９３１）名干干，室名回风堂，浙江慈溪人。为近代知名学者。有关冯氏家世、平生学术、交游、著述等情况，在《冯状》中均有记述。在此摭录其中反映师生情义的一段文字来看一下，或许就可作为上述问题的答案。
《冯状》中略谓：
先生家故不丰，自奉甚约。至于亲类急难，友生失据，推食解衣，无俟告语。少年承学，善诱善导，薄嫩片能，辄称誉勿置。先博其趣，然后勉进艺业，故弟子敬爱先生犹敬爱其父兄也。
在这段文字中，沙孟海将亲身受到的师恩作了概括。从他晚年自述《忆母亲——陈龄》中可知。他１４岁丧父，家境贫寒，遵母嘱从乡村负笈到慈溪城里求学。由于冯君木的爱才，曾将他招住家中亲自督课。后又推荐他到屠家任家庭教师。旋又招他到上海修能学社任教。期间（１９２５年）又由于冯师的“称誉勿置”，才使他得以向冯师至交“晚清四大词人”况蕙风（周颐）、朱缰村（祖谋）等问学请益，并列入吴昌硕先生门墙。尤其是因他的四个弟弟，当时已均投身革命。因而他被修能学社社董以“交游太杂”为由而解聘。后任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因他为中共地下党转递信件太多而被辞退。正当他在上海难以立身之时，又多亏冯师“友生失据，推食解衣，无俟告语”设法为他在杭州谋求职业，解决了他一家的生计……
从以上的一些情形中，即可见沙孟海蒙受冯君木的师恩，不独学问上的传授，艺业上的提携，生活上的关爱，而且是道义上的支持和援助。因此，《冯状》结尾又有“文若受知先生既夙且深，甄述景行，义无多让”；在他晚年自述《师承》中理当将这位恩师的名字郑重地记上了。
有关《冯状》墨迹，是沙孟海先生以小行楷书于“法明馆”（沙氏室名）笺上。所作小字如大字作法，气骨开张，真力弥漫，全篇神完气足，字距韵接，行脚整严，委为沙氏小字墨迹之精品。有必要说明的是，此墨迹实系沙氏１９７４年所作。对此抑或明眼者自可辨别。然沙氏因何在古稀之后，且尚在“文革”之时，会将这件旧作文稿重录一过？就此事我在１９８９年末，曾专肃投函沙孟海先生请教，承先生不弃葑菲掷书教我。在此将这段逸事也谈一下。
上世纪６０年代末，沙孟海因老友童弟周教授之介，与当时任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的吴则虞（１９１３——１９７７，号 ）通信缔交。因吴未见过冯君木《回风堂诗集》，沙就将手边仅存当年由他手校的扬州木刻版校雠底本两部，分赠一部（上下两册）给吴，并在集子卷首题记数行，以说明该集子版本的流传经过。又为了能使友人了解冯师的生平事略，遂书录了这件旧作文稿，并将它附在集子的卷末，此即为沙孟海重书《冯状》的原委。
钟繇到底是南朝的还是北朝的？
钟繇既不是南朝的也不是北朝的，而是三国魏人。
魏晋书家——钟繇
钟繇，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生于东汉桓帝元嘉元年(151年)，卒于魏明帝太和四年(230年)。 官至大傅，故世称钟大傅。陈思《书小史》称其善书，师曹喜、刘德升、蔡邕。
钟繇出身于东汉望族，祖先数世均以德行著称。曾祖父钟皓 “温良笃慎，博学诗律，教授门生千有余人”(《三国志·魏书·钟繇传》引《先贤行状》)，祖父钟迪因党锢之祸而终身没有做官。父亲早亡，由叔父钟瑜抚养成人。
唐代张怀瓘《书断》称“其真书绝妙，乃过于师，刚柔备焉。”
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传说钟繇在当时书家韦诞住所，见蔡邕真迹，苦求不得，心急槌胸，因而呕血。太祖曹操拿五灵丹救活了他。韦诞死后，钟繇密使人盗发其冢，终获蔡邕手迹，因而领悟到“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始得其笔法精髓。
钟繇向他儿子钟会讲书法时曾说，我精思学书30年，每逢和友人相谈，则画地广步探讨书法，被子因练字而被划破，每见大自然万物，则探索其形象而书之。可见其功力之深。钟繇的书法，与以后的王羲之并称“钟、王”，为后世所宗。
印章起源？
印章的起源
印章的起源或说源于“三代”的制陶（《后汉书•祭祀志》指出：“三皇无文，结绳以治，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然犹未有金玉银铜之器也。”唐朝杜佑《通典》说：“三代之制，人民皆以金玉为印。”）或说源于商殷墟甲骨文的契书和青铜铸造的铭文，至今尚无定论。根据历史记载和考古遗物，印章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较为普遍使用。同时，也有说法认为印章起源于“征识图腾”等。
印章的发展
印章材料的发展。陶曾为印章最古老的材料，后渐发展为金、银、铜、玉、锡、竹、骨、石等，现今印章以石制居多，但多种材料的制作印章仍然并存。
印章名称的发展。秦以前，称为“玺”(也作“钤”)，到秦一统六国后的“玺”（皇帝专称）与“印”（臣民所称）；汉朝时期，称之“玺”或“章”；至唐武后改“玺”为“宝”，而唐至清“玺”“宝”并用。民间对印章的称呼还有“印信”、“记”、“朱记”、“图章”、“戳子”等。
古代印章的应用
汉代前，印章用于置放竹木简牍的木质方槽上的印泥。汉代后，印章用于钤盖于纸张。同时，印章也用于烙在马身上以作标记和大件物品发送的封用标记。
印章在书法作品中的应用
书法作品中的印章分为名号章和闲章。而按照印章所盖的位置又分为迎首章（盖于作品上首）和押脚章（盖于正文和下款之后）。印章与正文、题款共同构成书法作品的三大要素。
印章的神话传说
汉代纬书《春秋运斗枢》：“黄帝时，黄龙负图，中有玺者，文曰‘天王符玺’。
汉代纬书《春秋合诚图》：“尧坐舟中与太尉舜临观，凤凰负图授尧，图以赤玉为匣，长三尺八寸，厚三寸，黄玉检，白玉绳，封两端，其章曰‘天赤帝符玺’。”
泰山石刻大约有多少处？
泰山石刻源远流长，分布广泛，数量众多，现存碑刻500余座、摩崖题刻800余处，碑刻题名之多冠中国名山之首，成为一处天然的书法展览，具有很高的艺术和史料价值。
泰山石刻文化
石刻文化不是中国独有的文化形式，但可以这样说，石刻文化在中国发育的最为完善，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泰山得以获得世界双遗产的美名，其中石刻文化功不可没。当年泰山申报世界遗产时，国家文化部是拟按自然遗产提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审批的。因为当时世界上还没有一处“双遗产”。不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卢卡斯先生亲临泰山考察后，不仅对泰山的自然风光大加赞赏，更陶醉于泰山的丰厚文化遗产，卢卡斯先生下山后兴奋地为泰山题词：“泰山把自然与文化独特地结合在一起，并在人与自然的概念上开阔了眼界，这是中国对世界人类的巨大贡献。”果然，1987年底的世界遗产大会，泰山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改写了世界遗产的分类。
卢卡斯先生和联合国评委们当年所陶醉的泰山文化，石刻文化是其中很重要的的一项，因为若没有了登山盘道两旁几乎步步可见的刻石文化，泰山的文化氛围就会大打折扣，泰山也就与普通大山没有了区别。石刻文化是一种自然与文化结合最为直观的形式。它升华了物质——使本来毫无生气的石头有了灵气；它又物化了精神，把人们对自然产生的美感表达了出来并告知别人和后世人。
泰山石刻源远流长，分布广泛，数量众多，现存碑刻500余座、摩崖题刻800余处，碑刻题名之多冠中国名山之首，成为一处天然的书法展览，具有很高的艺术和史料价值。一方面，泰山石刻涵括了整个中国的书法史，展示了中国书法艺术形变神异、一脉相承的发展脉络，而且珍藏了像秦朝的《李斯碑》、汉代的《张迁碑》、《衡方碑》、晋代的《孙夫人碑》，以及北齐的经石峪《金刚经》大字和唐朝的《纪泰山铭》等一大批名碑。另一方面，泰山石刻还有极高的文献史料价值，从秦始皇的一统天下，到南北朝的战乱纷争，从汉唐盛世到北宋朝的没落，乃至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元明清各代，无论是帝王将相的封禅祭祀之举，还是平民百姓的朝山之愿；无论是文人墨客对秀山丽水的吟唱，还是官逼民反、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从泰山石刻的文字中都有准确、可靠的记载，这些都是研究中国社会发展和传统文化的珍贵资料。此外，泰山沿途众多的摩崖石刻，或托物咏志，或题景留名，或赞泰山拔地通天之雄，或颂幽奥旖旎之秀，使自然之美融合在石刻艺术之中，石刻艺术又浑然于自然之景，成为连结游人与自然山水的纽带，充实丰富了泰山美的内涵。
欣赏泰山石刻很方便，您在游程中随处可见，其中不乏堪称瑰宝的精品之作。但想全面了解或进行专项研究，就必须花些气力与时间了。下面列出一些旷世珍品，供您游览参考。
“书圣”最佳含义是指什么内容？
书圣王羲之
他的书法圆转凝重，易翻为曲，用笔内厌，全然突破了隶书的笔意，创立了妍美流便的 今体书风，被后代尊为“书圣”。
王羲之(303—361，一作321—379)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后徒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故世称王右军、王会稽。王羲之楷书师法钟繇，草书学张芝，亦学李斯、蔡邕等，博采众长。他的书法被誉为“龙跳天门，虎卧凤阙”，给人以静美之感，恰与钟繇书形成对比。他的书法圆转凝重，易翻为曲，用笔内厌，全然突破了隶书的笔意，创立了妍美流便的今体书风，被后代尊为“书圣”。王羲之作品的真迹已难得见，我们所看到的都是摹本。王羲之楷、行、草、飞白等体皆能，如楷书《乐毅论》、《黄庭经》、草书《十七帖》、行书《姨母帖》、《快雪时晴帖》、《丧乱帖》等。他所书的行楷《兰亭序》最具有代表性。
东晋永和九年(353)农历三月三日，王羲之同谢安、孙绰等41人在绍兴兰亭修契(一种祓除疾病和不祥的活动)时，众人饮酒赋诗，汇诗成集，羲之即兴挥毫作序，这便是有名的《兰亭序》。此帖为草稿，28行，324字。记述了当时文人雅集的情景。作者因当时兴致高涨，写得十分得意，据说后来再写已不能逮。其中有二十多个“之”字，写法各不相同。宋代米芾称之为“天下行书第一”。传说唐太宗李世民对《兰亭序》十分珍爱，死时将其殉葬昭陵。留下来的只是别人的摹本。
请介绍一下四大书院？
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庐山五老峰南麓的后屏山之阳。书院傍山而建，一簇楼阁庭园尽在参天古木的掩映之中。白鹿洞最初是唐代贞元时，李渤、李涉兄弟隐居读书的地方。
据传李渤在此隐居时，曾养一白鹿自娱，因此人们称李渤为“白鹿先生”，又因此地四山回合，由山麓小路进去也有数里之遥，真有点入洞之感，所以称为白鹿洞。南唐升元年间，白鹿洞正式辟为书馆，称白鹿洞学馆，亦称“庐山国学”，由李善道为洞主，掌教授，置田聚徒，成为讲学和藏书之所。“四方之士受业而归，出为用世，名绩彰显者甚众。”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赐九经。宋仁宗皇祐五年，孙琛在故址建学馆十间，称“白鹿洞之书堂”，与当时的岳麓、应天府、嵩阳并为“四大书院”。
白鹿洞书院虽为宋初所建，但不久即废。直到著名理学家朱熹重修书院之后，白鹿洞书院才扬名国内。南宋淳熙六年，朱熹知南康军。朱烹到任时，白鹿洞书院已经毁于兵燹，栋宇消落，林园荒芜，触目皆是尘封书海，网结门廊。经过朱熹的一再请求，宋孝宗终于同意重建白鹿洞书院。修葺后的白鹿洞书院，以圣礼殿为中心，组成一个错落有致、相得益彰的庞大建筑群。书院共有殿宇书堂三百六十余间，其中包括御书阁、明伦堂、宗儒词、先贤祠、忠节祠等。圣礼殿是用于学生拜谒孔子的殿堂，门上方两块匾额写有“学达性天”、“万世师表”的字样。在文会堂有朱熹亲书“鹿豕与游，物我相忘之地；峰泉交映，知仁独得之天”的对联。朱熹不仅重修了白鹿洞书院，而且还建立了严格的书院规章制度。
《白鹿洞书院教条》不但体现了朱熹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套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教育思想，而且成为南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七百年书院办学的样式，也是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
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还广邀国内著名学者前来讲学，学术空气相当活跃。宋淳熙二年，朱烹与陆九渊二人由于学术观点不同，曾在地处江西铅山县境内的鹅湖发生过激烈的论辩。但是朱熹并不因此而持有门户之见，邀请陆九渊前来白鹿洞书院讲学。陆九渊讲的是《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深受白鹿洞书院师生们的欢迎，有些学生甚至被陆九渊精湛、透辟的说讲感动得落泪。为此，朱烹特意把陆九渊所讲内容刻石立于院门。这不仅首开书院“讲会”制度的先河，为不同学派同在一个书院讲学树立了范例，在中国儒学史上也一直被传为佳话。自朱熹之后，白鹿洞书院“一时文风士习之盛济济焉，彬彬焉”它与岳麓书院一样，成为宋代传习理学的重要基地。
元代末年，白鹿洞书院被毁于战火，一直到明代的正统元年才修复，以后又有所扩修。
●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是我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其前身可追溯到唐末五代（约958年）智睿等二僧办学。北宋开宝九年（976），潭州太守朱洞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正式创立岳麓书院。嗣后，历经宋、元、明、清各代，至清末光绪二十九年（1903）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尔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至今，历经千年，弦歌不绝，故世称“千年学府”。
岳麓书院自创立伊始，即以其办学和传播学术文化而闻名于世。北宋真宗皇帝召见山长周式，颁书赐额，书院之名始闻于天下，有“潇湘洙泗”之誉。南宋张式主教，朱熹两度讲学。明代中后期，明世宗御赐“敬一箴”，王阳明心学和东林学派在此传播和交流，明清著名的爱国主义思想家王夫之在此求学，清代，康熙和乾隆分别御赐“学达性天”和“道南正脉”额。
岳麓书院占地面积21000平方米，现存建筑大部分为明清遗物，主体建筑有头门、二门、讲堂、半学斋、教学斋、百泉轩、御书楼、湘水校经堂、文庙等，分为讲学、藏书、供祀三大部分，各部分互相连接，合为整体，完整地展现了中国古代建筑气势恢宏的壮阔景象。
除建筑文物外，岳麓书院还以保存大量的碑匾文物闻名于世，如唐刻“麓山寺碑”、明刻宋真宗手书“岳麓书院”石碑坊、“程子四箴碑”、清代御匾“学达性天”、“道南正脉”、清刻朱熹“忠孝廉洁碑”、欧阳正焕“整齐严肃碑”、王文清“岳麓书院学规碑”等等。
●嵩阳书院
嵩阳书院在嵩山南麓、登封县城北约三公里处。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时，时称嵩阳寺，至唐代改为嵩阳观，为道士修行之所，嵩阳书院在历史上曾为佛教、道教场所，后来为儒家独占。到五代时周代改建为太室书院。嵩阳书院在北宋时最盛，院中有学生几百人，宋廷在此置有校官，并赐九经子史。宋代理学的“洛学”创世人程颢、程颐兄弟都曾在嵩阳书院讲学，各地学者纷纷慕名而来。此后，嵩阳书院继续以理学授徒，成为宋代理学的发源地之一。明末书院毁于兵燹，清代康熙时重建。嵩阳书院经历代多次增建修补，规模逐渐形成，布局日趋严整。书院的建制，古朴雅致，大方不俗。嵩阳书院与河南睢阳书院（又名应天书院）、湖南岳麓书院、江西白麓洞书院并称我国四大书院，在国内也举足轻重。
嵩阳书院东西山岭环抱，逍遥谷溪水缓缓南流，嵩岳寺溪水汩汩西来，两道清澈的溪水，在嵩阳书院前面汇合成双溪河，然后蜿蜒东南入颍。书院南面是开阔的沃田。站在嵩阳书院门口四望，可仰望嵩岳诸峰，可俯瞰登封城全景。环境十分幽美，不愧为读书胜地。书院内建筑布局保持着清代前的风格，现存殿堂廊房五百余间，共有五进院落组成。首为先师祠，供奉与书院有关的先师先贤，其后为讲堂，讲堂后为道统祠，最后是藏书楼。两侧配房原为“程朱祠”、书舍、学斋等。院内廊房墙壁上镶嵌有历代文人、墨客题字留言，其内容书法各具特色，西偏院有清代嵩阳书院教学考场部分建筑。嵩阳书院历朝并置有学田，以充书院费用。
除了书院有悠久的历史，嵩阳书院的旅游景观还有有西汉的“将军柏”和唐朝的“大唐碑”。相传在两千多年前，汉武帝刘彻来游嵩山，走到嵩山南麓的嵩阳寺，刚一进门，只见一棵古老的柏树，身材奇伟，枝叶茂密，酷如顶天立地的伟丈夫，武帝尚武，多年征战渴求良将，仰望许久，赞叹有加，当即褒封柏树为“大将军”。殊不料嵩阳寺乃藏龙卧虎之地，穿过二进院见到的柏树比“大将军”还要大，武帝见了既惊讶，又踌躇，但想到自己贵为天子，不容改口，就将错就错地把二院的柏树封为“二将军”。“大将军”高兴的大笑，笑弯了腰，成了弯腰树。“二将军”心生闷气，肚子气炸，变成了空心树。“三将军”为此十分恼怒，它突起一枝直插天际，怒发冲冠，一副与人争斗的样子。可惜它在明末被火焚毁。传说归传说，“将军柏”却实实在在是人间稀少的参天大树：“大将军”柏径周6米，“二将军”柏周径15米，十二个人挽手刚刚能抱住树干。二柏高达数十米，苍劲矫健，直耸云天。从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受封，历经千载沧桑而依然生机勃勃，诚不愧伟岸英武了。院外偏西有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刻立的“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碑，俗称“大唐碑”，碑高8米，是嵩山地区最大的石碑，它记述的是道士孙太冲为唐明皇李隆基炼“九转金丹”的故事，事属荒诞不经，但碑却立得光前隆后：由号称“口蜜腹剑”的唐代宰相李林甫撰文，当时的书法名家徐浩书写。徐浩的隶书端正工整，笔法俊逸遒劲。岁月流逝，千载易过，炼丹的荒唐事已成笑料，而“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却因为是唐隶佳品引来一代又一代的欣赏观摩者，这也是立碑之人始料未及的趣事。
●应天府书院
应天府书院亦称睢阳书院，位于商丘县城南。始建于后晋，北宋时得到光大。
最初为戚同文讲学之地。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曹诚就其地筑学舍150间，聚书1500余卷，广招学生。使应天府书院扬名的另一位人物就是那个吟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范仲淹在此求学时就属于有远大抱负的人，虽然贫穷得只能长期就咸菜喝粥（划粥割齑这个故事就是讲范仲淹的），但连岁苦读，春夏秋冬都是凌晨即闻鸡起舞，然后苦读诗书，直到夜半才和衣而眠。由于应天府书院是免费的，这也是范仲淹选择这个书院的最大原因，所以书院里应该有许多如范仲淹一样的苦学之士。从这样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应天府书院的学风是非常刻苦和严谨的。
范仲淹还是一个身体力行的教师，每当给诸生命题作赋，他必定先作一篇，以掌握试题难度和着笔重点，使诸生迅速提高写作水平。这种做法，与今日许多教授讲课时洋洋洒洒，真正到社会上应用时却不灵光的现象相比，确实大相径庭，真是值得后人借鉴。应天府书院的原址在现在的商丘故城，完整的书院已不在，只能看看残存的一些建筑。
圣教序是谁的作品？
《圣教序》全称《大唐三藏圣教序》，为太宗李世民制文，高宗李治又撰《述三藏圣教序记》。今传四种石刻：一、褚遂良正书，因建于唐长安（今西安）慈恩寺大雁塔下，世称《雁塔圣教》。二、王行满正书，建于偃师（今属河南）。三、褚遂良正书，建于冯翊（今陕西大荔），世称《同州圣教》。四、怀仁摹集内府收藏王羲之书法而成，摹集始于贞观廿二年（648），成于咸亨三年（672），碑现存于西安碑林。王氏书法多赖此以传，故为历代书家所重，为临习王字之范本。是碑流传于两宋、元、明、清各代，但因年代久远，碑石捶拓过多，故时代先后之拓本相差很大，然总以宋拓为最佳。
